在我，刘勰的故事仿佛一场长河般流淌，穿越了南朝齐、梁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。我的祖籍东莞郡莒县（今山东省），但是我家族并非高门之家。在那个动荡的永嘉之乱中，我们避难渡江，最终定居于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。
我出仕后，曾任东宫通事舍人，这段时间较为久远，因此人们常称呼我为刘舍人。不过关于我的生卒年份，却有不同的说法。我被推定生于宋泰始初（公元466年左右），或许是在泰始元年（465年）左右，或是更接近泰始二、三年的某个时候。而我的去世，也有不同的推测：可能是在梁普通元、二年（520-521年），或者更晚一些，在梁大同四、五年间。
《梁书·刘勰传》中提到，我祖父刘灵真是“宋司空秀之弟也”，而《宋书·刘秀之传》则记载他是“刘穆之从兄子也”。然而，如今学者王元化等人经过详尽考证，认为《梁书》的说法不可信。我家族并不显赫，其祖父无官职，而父亲仅仅是一位越骑校尉，他早逝，使得我家境清贫，不婚娶。
在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佑，我度过了十余年的时间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不仅深研佛理，还广泛阅读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，“深得文理”。经过五六年的努力，我终于完成了著名的文学理论巨著《文心雕龙》，它成为了六朝时期最重要的一部批评理论著作之一。
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，我担任过多种职务，从奉朝请到太末令，再到步兵校尉，以及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角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与昭明太子萧统交好，我们共同讨论古籍，并选录出名文学总集《文选》，两者多处相契合。此外，当昭明太子去世后，我奉敕与沙门慧震撰经，但不久之后便弃官为僧，法名慧地。不到一年即逝世。
作为一个思想矛盾复杂的人物，与儒学和佛教交融混杂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撰写《文心雕龙》的指导思想，被学界解读为既严格保持儒学立场，又以佛统儒，以至于有些观点将其看作是以佛教思想来阐述儒家的文学观。这让我思考到了孔子的梦境，那里的孔子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。但到了晚年，当栋梁材希望破灭时，我才选择遁入空门寻求平静。
此外，在林寺期间，还有一些关于佛教方面的著述留存下来，如墓碑铭刻等。现在除了《文心雕龙》以外，只有两篇文章——《灭惑论》（弘明集卷八）和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（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）的文字保存下来的痕迹。
